中国古代法律体系被近代研究者称之为「中华法系」，基本包括整个周边儒家文化圈，与普通法系、罗马法系相抗衡。这个概念当然是很大的了，其内容实际上却比较单薄。为了给出一个大致了解，可以这样讲：
一，中华法系
「中华法系」基本上是近代民族主义氛围下的概念，用于概括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，到唐宋而臻于完备的礼法规则体系（儒法合一）。各种学说均一致认为，这个体系奠基于秦律，经汉代「引礼入法」而成型，至隋唐而完备。它的主要特征是礼法合一、诸法合体、成文法与判例法兼用，等等。
这个概念提出时，主要是指以《唐律疏议》为代表的综合性法典，它在日本、韩国、越南等地曾经广泛传播，确实存在真实的历史基础。民国时，国民政府又组织了相当大规模的「习惯法调查」活动，大批学者纷纷挖掘民间习惯法，不断丰富法系的理论基础。同时也为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提供法律框架。
比较有代表性的成就，如「永佃权」概念的提出。这是民间长期存在的习惯法的成功归纳，日本近代也提出了类似概念，为工业化转型提供了巨大便利。但是，中华法系本身也有很大的弊端，就是经常讲的「儒法合一」，它是一个综合性的「纲纪体系」，对伦理价值的坚持，涵盖了每一个部门法，甚至每一个概念、规则。
如此笼统的法律体系，要想适应近现代社会，就面临着拆散解构的问题。这个过程在日本、韩国、台湾均已发生，形成了以罗马法系为主干、以中华法系部分内容为辅助的现代法治。法学家们对中华法系的态度，主要是取其精华、弃其糟粕。
二，中华法系的反思
正如上述，中华法系的提出背景，是中西文明的交流对抗，它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背景，将秦汉以来形成的礼法体系视为一个整体，缺乏对其内部的审视。实际上，按照比较严格的历史分析，人们对中华法系的研究并不充分。至少存在着几个严重的漏洞：
甲：秦律和周礼问题
中华法系是否包括秦律之前的内容？也就是说，中华法系的起点难道是商鞅变法么？随着秦律的大量出土，人们更加强化了中华法系以秦律为基础的认识。但这显然是有问题的，因为按照世界史上各地的情况，周礼体系应该被认定为「封建身份法」，秦律否定了这个体系，但无法抹杀夏商周三代存在封建法律体系的事实。这些法律难道不是中华法系的内容么？其价值和技术，难道可以忽视么？
乙：欧亚文明因素
另一个问题是，中国历史长期受到欧亚方向的影响，例如北朝的封建色彩非常浓厚的「府兵制」及其均田法；其次是疆域内的各种少数族群习惯法。中华法系对这些因素的吸收，也是长期存在的现象。
刑起于兵，法源于礼，原始社会没有法律，只有道德规范，随着战争的进行，便有了军法，据传黄帝有“五刑”：“大刑用甲兵，其次用斧钺，中型用刀锯，其次用钻，薄刑用鞭折”，舜帝时，一个叫皋陶的人被舜任命为理官，理官其实就是专管司法的官，他制定“五刑”、“五教”，主持编定中国历史上第一部《狱典》，因此被后人称为中国司法鼻祖，与尧、舜、大禹被后世尊为“上古四圣”。
法是人制定的，中国古代法律的完善，法家人物功不可没，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曾是诸子百家之一，最著名的法家人物管仲、士匄、子产、李悝、吴起、商鞅、慎到、申不害、乐毅、剧辛、李斯、韩非子都为完善中国的法律做出了突出贡献。法家的政治口号是“缘法而治”、“不别亲疏，不殊贵贱，一断于法”、“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”、“法不阿贵，绳不挠曲”、“刑过不避大臣，赏善不遗匹夫。”，这些成为古代依法治国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提供了理论依据。商鞅变法时，立木为信，树立了法律的尊严，后来就连他自己也死在了他自己制定的法律。
古代中国的法律形式分为刑、法、律、令、典、式、格、诏、诰、科、比、例等多种形式，最著名的执法严格典型是包公，在他面前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曾铡过许多高官，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。不过，中国古代到底是人治社会，特别是皇帝，他说一句话就是法，他可以随意更改法律。法律在皇帝面前，如同儿戏。直到发展到近代，才接受了西方的一些法律规范，完成了彻底的改朝换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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