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5月14日,青岛警备区司令官刘安祺接到蒋介石的密令,撤离青岛,到台湾待命。经停海南,两个月后,刘安祺率部在高雄登陆。
从青岛撤离之时,刘部搬走了大批重要战略物资,日后助推了台湾的经济发展。除了国民党中央银行青岛分行储备的黄金,还有青岛啤酒厂的生产机械设备,台湾公卖局啤酒厂用它生产出全岛最畅销的啤酒品牌——台湾啤酒。
撤退之前,国民党军队还从上海秘密运来两万公斤炸药,准备炸毁青岛。在众多有识之士的劝阻下,刘安祺改变了主意,作为山东人,他想在本地留个好名誉,美丽的青岛得以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。
随刘安祺一同撤退的还有一个山东籍上尉军官,郎丰津,1923年生于潍坊,1941年考取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,1949年入伍,枪还没捂热,就去了台湾。
郎丰津蛮有意思,其他国民党军官撤退时,都乘机抢掠,携带一箱黄金或白银,他只带了一箱青岛啤酒、三块大洋,以及有孕的妻子上船。他妻子毕业于东北大学化学系,晕船厉害,只好花两块大洋租了一个舱位,当那箱啤酒喝完时,船就靠岸了,有农民卖水果,台湾产的香蕉好大只,他又用剩下的一块大洋买香蕉。
就这样,“潇洒哥”郎丰津携妻踏上台湾时,已经是身无分文,住在眷村,日子很苦,他忙于部队事务,家中重担落在妻子肩上,为补贴家用,她去补习学校做教师,后来还成了台湾最好的化学老师。
7年后,郎丰津又添一子,此前妻子已育一子一女。小儿子出生时,算命先生说:这个孩子活不过12岁。不祥预言的阴影,时时笼罩在这个体弱多病的孩子的头顶——扁桃体发炎、一周三次的抗生素注射、吃各种药片。
这个倒霉孩子叫郎咸平,自小敏感孤独:
我爸爸是个军人,他经常在部队里,很少回家,一个月偶尔回家一两次,他看我总是不顺眼,总是找我的错。他的脾气极坏, 我和他很难相处。记得小时侯从来没见过爸爸对我笑过,而我对爸爸从小就怀着很深的敌意。
妈妈很疼我,但她在补习班教书非常忙,没有时间陪我。
姐姐也对我也非常不友好,我跟姐姐处得也很糟糕。不要说她应该照顾小弟弟,可她常常以大欺小指挥我干这干那,家里有点好吃的,她不仅占有一份,有时连我的一份她也要霸占过去。我晚上一个人在家看电视,姐姐一回来,一定会把电视抢过去看自己喜欢的节目,只要我有意见,她一定会和我大吵一场。
我哥跟我关系不错,他常帮我,他说我这人小时候怪里怪气的,我想从小孤独应该是主因。
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,本应被呵护,但郎咸平的回忆如此阴暗,这给他的成长及后来三观的形成,涂抹了“怪异”的底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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